社会理想与国家设计战略

达尔文说过，任何人要想对人类历史造成相当大的冲击，有三个层面可以选择。可以选择政治行为、制造出一种教义或者试图改造人种的遗传组合(他认为最后的选择行不通)。然而他想不到的是，在今日之世界，前两项选择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具普遍意义和价值的社会理想，最后一项匪夷所思的选择也因为干细胞移植及人类遗传学的突破最终会被实现。他更无法预料的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冲击，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在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的创造性行为的本身。

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社会都有自己的理想。不论是古代希腊崇尚生命的力量和思辩的“全面的人”及“充满快乐的生活”,还是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礼乐兴邦、纲常伦理之制；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倡导的人文主义，还是18世纪为大革命做了精神准备的法国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平等、博爱”;无论是现代美国的自由竞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还是日本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发展之路等等，都体现了社会文明与传统发展的不同脉络。而人类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巨变、社会结构与消费方式的变革以及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传统观念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从根本上反思人、社会、理想和未来。莱斯特、皮尔逊早就说过，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一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窄小的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而亨廷顿积极提倡消解文明的冲突，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